我的父母亲是东江纵队的老干部，我是在部队出生的，“文革”的时候回到宝安。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借改革开放大好时机，博得良好的发展机会，成为了国内网印技术工艺的推动者，但抛开这一些因素来说，我和我的公司发展至今还离不开我多年来尊崇的儒家民间传统文化，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那时候深圳慢慢的变成了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进行得热火朝天，我所在的丝网印刷企业老板有意到深圳发展业务，便派我到深圳筹备建立合资企业
改革开放前夕，1979年的深圳还是叫宝安县，当时深圳“外逃风”盛行，县委就组编我们工厂的工人为民兵，守在深港边境，防止偷渡者过境。那时候我就被安排在渔民村，专门负责放哨。
那个年代，因为穷，深圳一些年轻人就逃跑寻生计。那年春节过后，我自己也动了逃港的心思，有一天深夜12点钟我带着3位朋友从深圳河强行偷渡过香港。当时偷渡的过程是十分危险的，深圳河并不宽，大概只有一二十米，但我水性不是很好，游得很慢，后面又有官兵在不停地叫喊、追赶和拦截。没有办法，我只能竭尽全力游，最后终于到了对岸。部队在追赶的时候，我也就顾不了其他几个人，我游上岸之后，在对面等了大概一个小时，才发现他们几个跑回去了。
事实上，当时的港英政府也是有边界的，就算过了边境，到了新界如果被抓住还是会被送回去的。由于当时我对地形还算比较了解，知道不能走村路或者大路，只能爬山，从山里穿过去到达香港的罗湖火车站，我就从那里弄了辆比较新的单车，骑到上水，安全到了荃湾，这才算安全到达香港。
到香港之后我开始找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一家在丝网印刷设备生产企业干活的工作，从此便与丝网印刷结下了不解之缘。经过两年摸爬滚打，我渐渐对丝网有了全面认识。那时候深圳慢慢的变成了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进行得热火朝天，我所在的丝网印刷企业老板有意到深圳发展业务，便派我到深圳筹备建立合资企业。1985年，双方各占50%股份的深港工艺丝印联合公司正式成立。之后我就开始积极地开拓市场，几乎跑遍了深圳的各区镇及周边城市，没多久公司就有了第一个客户，经过几个月的悉心生产，第一批产品面世，客户对质量和服务很是满意。
当时经营了一年多的时间，公司持续亏损，双方逐渐失去了信心。当时，刚好党中央以及国家提出一些效益不好的公司能够进行承包，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1987年我就承包了这个企业，试图以承包的方法将这个企业激活。
我们一方面推动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也提供技术培养和训练，为客户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系统的支持和服务
刚开始的时候企业主要是做一些印刷加工，后来发现国内的科技印刷，包括我们常说到的电子电路、光电触控屏，还有智能按键，电子工业等在那时候是非常落后的。当时的深圳是一个刚刚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丝网印刷这样的工艺技术及如今提到的科技基本上等于空白。而同时期的中国香港、日本、欧美国家，这些技术都很发达，他们的电子科技类产品里面的线路板和外边的薄膜开关都是靠丝网印刷的工艺所生产、印刷出来的。
基于此现状，我意识到丝网印刷技术在国内的发展的潜在能力并开始引进国外的先进的技术和器材。1992年，我组建了三和国际印刷器材（深圳）有限公司，独立经营丝印器材的销售业务。
为了引进先进的丝印技术和产品，1989年初，我们与国内相关行业协会合作，在深圳持续举办丝印技术交流会，还邀请了国际知名品牌和国内主要客户，产生了良好效应。这种技术在当时也为深圳甚至整个中国带来一次革命，颠覆了传统低效率的模式。因为过去还是以传统的手工为主。而现在，比如说印刷一部手机玻璃面盖，从给料到印刷，到出来烘干，它是通过一个很快速、很自动化的流程，这相比过去传统的工艺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
同时，考虑到国内非常需要丝印行业的发展，我们一方面在推动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提供技术培养和训练，为客户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系统的支持和服务。
1993年，我们还自筹资金创立了经深圳市劳动局认证的丝印专业培训中心，培养了数千名行业技术应用人才，向这个行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精英，包括现在很著名的很多企业家，都曾是培训班的学生。可以说，过去我们所推动的技术，对他们企业的发展都给予了很大帮助和支持，为深圳和国内科技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事实上，三和国际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问题，这样一些问题同时也是推动我们前行的重要动力。1993年的时候，公司一个高管带走了我们在内地四个办事处的全部员工，并扬言3个月要取代三和国际，因为他们掌握了供应商、客户、技术，他们都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当老板、去创业，尽管最后他们失败了，但这对当时我们企业的冲击和影响很大，导致营业额急剧下滑。
同样的事情在12年后又再次发生。2005年的时候，也是高管带领了十多个分公司经理出走，让我们企业再次陷入非常被动的地位。从那次后，我们一方面开始反思，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发生这样的事件？另一方面，开始重视企业文化的重要性，通过较为全面的企业文化，让更多的员工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让更多的员工和企业一条心。包括一些制度建设以及人才梯队建设等。同时，我们还推动“阳光经营”，“诚信经营”的经营理念。
目前来看，整个经济环境不太好，我们企业也碰到瓶颈，在2015年举行30周年庆典的时候，我就在会上谈到，因为经营非常不易，如果说我们不变革、不创新、不转型，极度危险。因此现在，我也提出了“二次创业”。
尽管以前感觉自己已经快60岁了，还有很多爱好，也希望给自己留点时间，退到二线来。但现在企业还存在不少问题，发展也到了瓶颈期这样一个重要阶段，而我自认为又是一个相对有责任、有使命、有梦想的儒商企业家，理应推动公司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向更灿烂的方向发展，所以我就提出“二次创业”，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共享平台，打造奋斗型的事业合伙人团队，提升有成就感的幸福人生。目前我们在全方位的投入，对企业未来也充满信心。
没多久，中国空军就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军人移交安置研讨会。当时我和王理宗先生一起受邀参加。王理宗先生他代表商会发言，我代表民企发言
作为深圳非公有制企业家联谊会的主要领导单位，三和国际还曾积极组织中国空军与民营企业家联谊会联手合办的50名空军军官在深圳民企的三个月挂职锻炼活动，并主动接受了数名空军高级转业军官，为他们在企业的成长提供广阔空间。
2003年的时候，中国空军有很多的士兵复员、军官转业，同时部队也推出了“自主择业”。当时中国空军组织有想到地方、民企中去体验、去学习的队伍。中国空军政治部、转业办以及我们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的会员单位有谈合作的意向。
那时候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秘书长王理宗先生找到我问我的意见，他告诉我，作为民营企业，参与推动这样一个军队的干部学习活动很有意义，但同时也有几率存在风险。我说，作为非公有制企业应该有使命和担当，有什么好担心的？军队有困难、地方有压力，我们公司能够去和中国空军政治部合作，一起推动这样的事业。后来中国空军政治部的方部长，还有转业办的滕安主任，带领了团到师级的50名校官到深圳。这50名军官都穿着非常整齐的军服，手拿着公文袋，军容焕发，迈着整齐的步伐到了我们接待的酒店。当时看到这样的军威，让我非常兴奋。空军和我们商会经过统筹安排，市人事局也代表政府参与进来，每一个单位都安排两到三个军官。当时在我们企业则安排了副团长、副政委和参谋长，我还带这三位军官去看了东江纵队展馆，因为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中在华南很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一支抗日游击队伍，它的发源地就在惠阳、东莞和宝安。
三和国际也成为部队、商会和市政府三方定期开会、研讨座谈的一个枢纽，活动非常顺利，部队也很满意。3个月后，在深圳礼堂，当时中国空军政治部邓主任和深圳市委领导还有商会的王理宗先生，以及自主择业的军官，还有我本人分别在自主择业的培训、学习总结大会上做了发言和讲线名军官对民企，对经济的发展有了比较新的认识，也打下很好的基础。没多久，中国空军就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军人移交安置研讨会。当时我和王理宗先生一起受邀参加。王理宗先生他代表商会发言，我代表民企发言。在发言上我提到，军人移交安置研讨会这个名称不太妥当，移交安置是老弱病残才叫移交安置。我说道，他们不是老弱病残，他们是社会的精英，是优秀的军人，战争年代需要他们，改革开放更需要他们，他们是我们经济建设里面的中流砥柱，是我们经济建设最重要的人力资源，我们民企需要他们，社会更需要他们。
也就短短的几分钟发言，让大家很感动。当时中国空军一位将军很激动的走到我面前说，我会将我们空军、深圳民企所做的事情和你今天讲的话整理成资料，报给和中央政治局。后来，这一行动受到总政、中国空军、国务院办领导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现在已经成为军队干部转业分配成功案例在全国推行。
从很早开始，我就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2005年的时候，香港一位知名的文化大师霍老先生在云浮创办了一个专门弘扬民间传统文化的抱禄山庄，当时我就参加了他的培训。培训过程中认识一些儒学朋友，就谈起了儒家思想、民间传统文化。没多久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了贵州，贵州有个阳明精舍，当时我们好几个朋友一起去精舍参观学习、交流，夜晚在月光下，几位好友对孔子的思想，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进行了很深入的交流和分享。
当时我们回来之后就做了规划，想围绕传承弘扬和传播中国的民间传统文化成立一个临时机构，那时候我刚成为深圳市政协常务委员，再加上自己对深圳的人脉，环境还比较熟悉，大家就让我来做召集人。2009年，经过几番周折，我们在深圳东湖公园捐建了深圳市孔圣堂儒教文化交流中心，塑造孔子大铜像并同原深圳市市长郑良玉先生一起为圣像揭幕，并持续全资资助该机构，至今已连续举办七届祭孔大典，六届孔子文化节。孔圣堂的创办得到了广东省高科技产业商会及相关中央部委、省市领导的全力支持，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亲自为“孔圣堂”题名并给予高度评价。
第一次的祭孔大典，国家宗教事务局第四司司长吕晋光亲临现场，来支持我们的活动，现场致辞时讲到，在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创造出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深圳首次举办祭孔大典，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融合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有益的开拓性的尝试，是深圳弘扬和传播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一件大事！好事！喜事！此次活动郑良玉、邹尔康、周鼎、李海东、刘波、林江、梁达均、李定、庄礼祥、郭荣俊，廖军文等多位市委市政府老领导亲临现场支持并给予高度评价。当时周鼎老书记多次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没想到深圳还有这样有担当的企业家愿意做这样伟大的事情，你为深圳的文化建设又做了一件增光添彩的事情，希望你能坚持做下去。”
2009年开始至今，由三和国际集团、广东省高科技产业商会、深圳市孔圣堂儒家交流中心持续举办六届孔子文化节及多场不同主题的高峰论坛，在活动中，高占祥先生曾讲道：民族复兴，文化先行，文化领航，事业辉煌，大鹏湾畔，莲花山下，巍巍深圳，瑰光璀璨；千年儒学，鹏城传扬，在建设文化强国中，深圳人在豪迈地实践着文化强市、文化兴市、文化立市，此乃深圳之幸，此乃国家之幸。
2013年，三和国际又发起成立了三和仁爱文化基金会，当时我个人捐款1000万元现金，加上在慈善拍卖会上拍卖100多万元的字画，为基金会筹集了了1100多万元。三和仁爱文化基金会主要是为筹集更多资金来去传承弘扬和传播儒家思想和传统优秀文化。
我作为儒家的信徒，每逢初一、十五会带领我的干部团队给孔圣人上香、行告拜礼，也让他们在民间传统文化里面得到一些熏陶。既然我们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三和人，这个仪式是少不了的。而通过文化的熏陶，通过一些成长案例去帮助员工的成长，也有益于在他的人生感悟中去追求幸福人生。我在我们三和人的幸福观里谈到，使大家都富起来，让更多的优秀员工有车、有房、有使命，建立美好的家庭，实现幸福人生，这也是我带领团队走向成功的一个强烈愿望和使命。因此我们现在推动弘扬民间传统文化，每年举行孔子文化节，既不图名也不图利，只想帮助更多的人。我也会持续为推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儒家思想的弘扬和传播作出积极贡献。
我认为幸福有两层含义，第一是物质财富，第二是精神信仰。要想得到幸福，很重要的是要建立和拥有信仰，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是前提，所谓的智慧就是来自于对儒家思想及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学习与感悟，有智慧的人生不用瞎折腾，幸福就会来到身边。这几十年里我经历很多的磨难、坎坷、考验和挑战，但走到今天，我深深地感觉，民间传统文化在我的成长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957年生，深圳宝安人，1985年创办三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CEO至今，中国丝印技术领军者，同时还担任中华孔圣会理事长、三和仁爱文化基金会执行主席、孔圣堂儒家文化交流中心创办人、孔圣书院院长、香港孔教学院副院长、东江纵队研究会名誉会长等社会职务。其创办的三和国际集团在丝印技术领域纵横驰骋，将国外先进的网印技术、印刷设备引进中国，而且推动丝印工艺向高新科技领域发展、转型，曾先后获得“中华光电触控屏行业协会执行会长单位”“中国印制电路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中国网印及制像协会副理事长单位”“中国科技印刷行业最具影响力企业”“深圳福田质量奖获奖企业”等多项社会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