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支持建设一批文科实验室，促进研究方法创新和学科交叉融合，引领学术发展。”日前发布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20年工作要点》提出，将启动高校文科实验室建设。消息一出，引发高校广泛关注。目前，不少高校已紧锣密鼓地组织人员开展相关调研、论证，为后续的文科实验室申报、建设等相关工作未雨绸缪。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领域大力推动“新文科”建设，不少高校出于人才教育培训和科研的需要，也正逐渐加大对文科实验教学的投入。新形势下，高校文科实验室建设有哪些新内涵?又面临着哪些挑战?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尽管相比理工农医类专业，人文社科类专业在人才教育培训过程中涉及实践和验证的环节较少，但随着学科内涵逐步拓展和时代对人才培养不断提出新要求，高校文科专业也面临着慢慢的变多实验需求。尤其是应用性很强的新闻、经管、艺术等专业，在教学和科研中都有大量环节需要相关实验室的支持。
《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方面提高人才教育培训能力的意见》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都着重提到要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要达成以上描述的目标，显然离不开实验室这一教学科研重要基础设施的支持，对人文社科类专业来说同样如此。
以公共管理类专业为例，学科较强的综合性、交叉性、实践性等特点决定了此类专业有大量实验性教学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在全国高校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位居前列，该校建设的公共决策实验室也颇具特色。通过整合多方学术资源，结合高性能计算集群与决策支持平台，该实验室主要为土地规划、管理定量分析等领域的跨学科决策提供支持。同时，丰富的可视化和模拟技术为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助力。
在语言文字研究领域，实验室更是“主战场”。信息技术如今已是语言文字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依托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研究者可对汉字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和详细分类，利用相应结果，能更加进一步对汉字发展演变中呈现的规律进行相对定量的描述，逐渐完备汉字原形库。
事实上，高校文科实验室的发展历史虽然远不如理工科实验室悠久，但也并非近些年才出现的新鲜事物。1999年起在部分高校分批设立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便有很多涉及实验室等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自2006年教育部分批次评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来，也有一部分以人文社科类专业为主的实验教学中心入选。
但从规模来看，高校文科实验室的发展与理工科实验室尚存一定差距。例如，在2015年的100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以人文社科类专业为主的仅有9个，这样的一种情况在教育部历年进行的评审中并不鲜见。
四川大学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个。早在1981年，四川大学便在新闻学专业建立了集新闻摄影、电视摄像、电视演播等教学功能于一体的新闻实验室，为新闻学专业主干课程提供实验教学服务。而后，该校又相继建立了图书情报、考古、艺术创意等众多文科实验室。2006年起，四川大学整合文科各学科的专业实验室建立了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面向全校学生开展文科实验教学。
川大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下辖多个分中心，拥有模型、木工、陶艺、动画、影像等十几个实验室的艺术实验教学中心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个。负责艺术实验教学中心工作的该校艺术学院副院长何宇介绍，中心对本科生全天候开放，学生可通过不同的实验课程，掌握基本的实验技能，深入理解课堂教学内容。此外，学生还能够最终靠申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等途径，进入实验室开展实践。
“每一门艺术课程，都由理论、实验、实践三个环节构成。理论环节是在知识上做准备，实验环节是在技术上做准备，两个准备都做好之后，才能进入到实践环节。”何宇介绍，对于艺术类专业学生而言，与专业相关的各种技术的掌握程度，是其专业学习质量的重要评判标准，因此艺术专业课几乎都设有实验环节。“比如环境设计专业，在实验环节就要学习制作产品模型所需的雕刻、喷漆等技术，而设计文创产品，就要掌握丝网印刷技术等。”
除了进行有关专业教学，面向其他专业学生开展通识教育，也是文科实验室的重要功能。
利用艺术实验教学中心资源，2019年11月，川大艺术学院将北宋王希孟名画《千里江山图》作了数字化处理，运用动态影像方式来进行呈现，并增添了互动内容，让全校更多专业的学生体会传统艺术之美。
在何宇看来，发挥专业优势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高校的重要使命，对于艺术学科而言，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关键靠艺术产品。
“研发这一些产品都需要在前期的实验环节进行样品的开发，只有把样品开发出来，才能进入后期的市场和产业链中，不能仅靠理论。”何宇说，“比如我们艺术学院和四川省绵竹市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扶持当地民间手工艺产品。在实验室，我们大家可以对产品做研发，完成初步的模型制作，然后再投入到生产环节。”
文科实验室建设进一步受到重视的同时，高校“新文科”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有分析人士指出，二者之间的建设逻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2019年4月，教育部等13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提出全方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其中，“新文科”建设的目标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培养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家”。
山东大学校长、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樊丽明曾以《“新文科”：时代需求与建设重点》为题，撰文解读“新文科”建设的内涵，文中提出“新文科之新首先在于新科技发展与文科融合引致的文科新增长点和传统文科专业、课程以及人才教育培训模式的更新换代”。
对比上述表述与教育部社科司文科实验室建设目标，显而易见“引入新技术”和“交叉融合”是“新文科”和文科实验室建设理念同的关键词。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是要逐步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发展目标奠定基础，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实验环节融入文、理、工、医等领域跨学科的实验设施与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实验研究。”何宇认为，艺术实验教学中心的发展目标，契合了“新文科”的发展方向。
“无论是推动实践育人机制改革，还是发展新文科，对人文社科类专业本科教育而言，都需要实验室不断改革和创新。可以说，建设和运行好文科实验室，是实现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教育培训目标，落实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举措。”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师柏朝霞说。
清史研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传统优势，该校清史研究所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史研究所“数字清史实验室”的建设和使用，就充足表现了交叉融合的发展思路。
这个于2018年1月正式成立的实验室虽然发展时间不长，但已取得了一系列创新研究成果：依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建设清末民国社会调查、清代自然灾害集成两个大型数据库，并建设了一些小型史学数据库作为配套;与中国知网共建并上线的清史专题数据，收录了六十余万条与清史相关的研究资料;在气候变迁、量化研究、政治史等几个领域取得一系列数字人文方面的研究成果;利用本科教学培养方案改革契机，建设面向本科生的“数字人文与历史研究”课程
“清史学科在发展数字人文方面优势得天独厚，不仅文献资料很丰富，而且类似粮价、雨雪分寸、官员等系统性资料保存较好，为历史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提供了便利条件。”清史研究所副所长胡恒说。在他看来，面对数字人文时代的新要求，传统研究机构需要提前谋划，适时转型，“尽管文科主要研究人与社会，但很多领域涉及的数据量和对技术的要求并不亚于理工科”。
“我觉得新文科建设中新的核心在于保持传统文科教学与研究方法的同时，如何加强人文学科内部相关专业的交叉融合,以及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胡恒认为，文科实验室建设是新文科中“新”字的重要体现，也是重要抓手，应该放在更基础、更战略性的位置加以考虑。
利用艺术实验教学中心平台，川大艺术学院师生与该校医学部项目团队合作，开展医学图像设计、医疗数据可视化表达等研究。“学校很多工科专业的研发成果进行孵化时，艺术专业师生也可通过文科实验平台，在品牌形象打造、文化植入等方面提供助力。”何宇表示，在引入理工科新技术的同时，文科实验室一样能促进理工科研究成果的转化。
多所高校接受媒体采访的教师均表示，近年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均对文科实验室建设给予更高的重视，包括经费在内的各方面支持均有显著提升。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学科内涵的升级换代赋予了文科实验室新的发展目标。把加强文科实验室建设提上日程的同时，很多高校由于此前的建设、管理经验相对欠缺，开展相关工作面临着一系列要解决的问题。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尤小立对部分学校可能因对文科实验室定位不明确而导致的资源浪费表示了担忧，他认为文科实验室建设首先要明确目标，避免陷入“概念化”。
“概念的明确是保证政策措施贯彻执行的基础。”尤小立说，当前文科实验室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尚未完全明确，“明确概念是防止概念化倾向的前提，只有超越了概念化，政策和措施才会产生实效，也才真正有利于学科的完善和大学的发展。”
胡恒同样认为明确的目标有利于文科实验室后续的建设：“文科实验室探索的过程中，要注意实验室建设方向与重大研究问题的结合，与人才教育培训需求的结合，避免概念化、空泛化，一哄而上，特别要避免每个学科都各自建设。那样的话不仅不能打破学科之间的界线，反而会强化各学科的壁垒。应该着力建设综合性、通用性强的文科实验室，围绕重大攻关问题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
“很多高校文科目前的实验室按专业或课程设置，将实验室分散设置在不同的系部，实验人员编制隶属于单一学科基础上的院、系。这种按专业或课程设置的模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有文科实验室结构分散、共享程度低，以及实验教学人员知识结构不合理、工作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不仅实验室难以形成规模，而且难以消除部分实验设备盲目、重复购置和实验经费隐性流失等管理盲点。”一位在南京某理工科重点高校人文学院长期负责实验室工作的教师表示，相比理工科实验室建设，当前很多高校的文科实验室缺乏总体设计和科学的制度设计。
文科实验室从建设之初的定位到相关运行和管理机制都有待完善，这是很多教师的共识。
“文科实验室中技术人员的配备、管理与晋升等要良好的运行机制。教师参与文科实验室项目取得的成果，也应该纳入评价机制。”胡恒说。
对此何宇有着相似的观点：“我在学院设计系负责品牌板块的产学研教学和实际操作工作，依托实验室为很多公司可以提供了服务，但评职称还是主要靠发论文、出专著和完成国家社科项目。文科实验室中取得的成果，往往很难作为学术成果纳入评价。”
“我认为这样一些问题之所以存在，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大学目前正处于转型阶段，一些理念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何宇说。